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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在上海“周公館”

              來源: 人民網 發布時間:2020-02-05

                一、“周公館”

                1946年,在我黨與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期間,上海思南路107號(現為思南路73號)的大門上,釘有一塊銅牌,上鐫有三個大字:“周公館”。銅牌下端還有一行英文字,直譯就是“周恩來將軍官邸”。

                這所當時為中外輿論界十分關注的住宅,就是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駐上誨辦事處的所在地。“周公館”,是為適應蔣管區具體情況的對外公開名稱。自1946年5月初隨著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而由重慶東遷,一直到同年11月19日因談判最后破裂而撤返延安,在這風云變幻的7個多月中,周恩來同志--當時我們稱他“副主席”,外國人稱他“周將軍”--經常奔忙往返于南京--上海--南京之間,同國民黨進行了艱苦卓絕的談判。思南路107號,就是他受黨中央、毛主席之重托,在國民黨盤踞下的上海指揮戰斗的總部。那些戰斗的日日夜夜,今天回想起來,還感到那么親切!

                “周公館”是一幢座北朝南的一底三樓獨立式花園洋房。南面,隔花園與梅蘭芳公館相望。自1946年三四月間我們一些先遣人員“頂”下了這所房子后,除面向梅公館的這一面外,其它三面,都被國民黨特務的眼睛盯上了。這里過去是法租界很安靜的高級住宅區,沒有店鋪,更沒有叫賣的小攤小販。可打從我們一住進,門前突然熱鬧起來了。馬路對面設了個從不見有人光顧的皮鞋修理攤。一些拉三輪的,裝作候客總停在門口。賣香煙的小販,剃頭挑子,也在我們門前晃來晃去,一眼就看出是些最蹩腳的演員。周公館周圍有好幾家房子,被特務機關強“租”下供作監視點。他們在對面思南路98號上海婦孺醫院設立了秘密監視據點,并根據上海警察局長宣鐵吾的密令,黃埔分局派去的人每天要詳細上報記錄當天情況的《監視專報》。在正對我們大門的一間屋內,還設有攝影機,拍下進出周公館的每一個人。

                周公館靠北的一面住著陳家康、徐克立(南方局婦女組)夫婦。他們窗外下面是一條僻靜的小巷。這條小巷,也是有眼睛盯著的。我們的人從市區回來,首先看到的是家康、克立房間的窗臺。為了安全計,我們在這個窗臺上擺著一盆菊花作為信號。每當有敵特或他們雇傭的地痞流氓要來搗亂時,就把花盆撤掉。外出回家前要先打個電話問問,到家時還要先抬頭看看這個窗臺,見花盆還在,才能撳鈴進門。

                周副主席、董老他們極重視安全保衛工作。每當接見一些過滬的地下黨員時,除了談形勢、談工作外,總要詳細地、具體地指導他們躲避特務盯梢的方法。有些相識的當時地下黨的同志,日后和我們聊起這些情況時,深為領導同志對敵區干部這樣的關切、愛護感嘆不已。

                二、和談--“教育人民的一課”

                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政府的和平談判,主要在南京進行,但副主席在短短的半年里四次來上海,在他的“公館”里小住。有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有時則住得時間長些。

                對于舊上海,各式各樣的評論多矣,什么“十里洋場”、“冒險家的樂園”、“上海灘”等等,都生動地表述了它陰謀、黑暗、無恥的一面。它是反動、黑暗勢力的大本營,蔣介石就是在這里起家的。但上海又是中國工業和中國工人階級最集中的地方,它同時也是革命、進步的大本營,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也是中國文化、科學、技術最為發達的地區。可以說,進步勢力和反動勢力都集中在那里。據當時看到的材料,那個時期國民黨統治地區百分之八十的黃金貯存在上海,國民黨政府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也來自上海。上海那時實際上是國民黨的命脈,也是我們黨在國統區開展外事工作、統戰工作、社會工作、宣傳工作、文化工作等的一個重要基地。

                周副主席來上海還有一條重要原因,即談判斗爭的需要。誰都知道,那時國民黨蔣介石毫無和談誠意,它只是利用和談作為部署全面內戰的煙幕。要在中國實現真正的和平,就得向中外人士和廣大人民群眾徹底揭露國民黨假談真打的陰謀。周副主席把這叫做“教育人民的一課”。他說:我們明知馬歇爾、蔣介石是在搞欺騙,明知談判不會有什么結果,但不能不和他們談判,因為人民不了解,我們不談就會孤立。我們一定要通過事實,也通過我們的努力,完成這“教育人民的一課”。

                國民黨一方面在美國的全力幫助下,運用一切手段通過陸、海、空加緊運兵、運軍火,蔣介石本人也特意飛往廬山牯嶺避風,讓下面將領放手大打,妄圖造成以武力消滅我黨我軍的“既成事實”;另一方面采用政治欺騙手段,制造和談空氣,散布和談幻想,企圖沖淡其在軍事上大舉進攻解放區的嚴重事實,誘使輿論誤以為它還是愿意談判,談判還是有希望的。

                每當這種時候,恩來同志就從南京來到上海。他氣憤地對我們說:我不能繼續呆在南京,去客觀上幫助蔣介石制造一種談判還在繼續,談判還有希望的假象。蔣介石和美國方面在談判中蠻不講理,施加壓力,以為我們是怕他們的,逼我們割地求和訂立城下之盟。可我們偏不吃那一套。所以,我干脆離開南京了。我來上海,就是要讓全國、全世界都知道,和談受到了挫折,正處于僵局、停頓狀態。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談判還沒有恢復。

                恩來同志在接見外國記者時曾說,由于國民黨政府拒絕保證停戰,他已暫時退出南京談判,不再與政府及美方代表進行毫無意義之磋商。除非同意重開唯一有權討論停戰問題之軍事三人小組會議,否則他將不返回南京。至于司徒雷登大使主持的五人非正式小組,討論范圍僅以改組國府委員會為限,值此內戰正繼續進行之際,此五人小組成就如何,實無任何實際意義可那時,我們在時事政策學習中,曾爭論過一個問題:蔣介石最終會選擇戰,還是和?

                有的同志認為:對蔣介石來說,不打,還可以拖它若干年;打,則明擺著迅速導致徹底毀滅。蔣介石是個聰明人,他總不至愚蠢到自找死路吧?

                后來聽喬木(即喬冠華,以下同)同志談,副主席聽到這個說法后,笑了笑說,不要替蔣介石設想他是打聰明些,還是不打聰明些。他是不可能按我們共產黨人的邏輯辦事的。他站在極端反動的立場上,只能妄想消滅我們,只能打。他在別的事情上可能是聰明的,但在這樣歷史性選擇的大問題上,他不可能聰明,只能是愚蠢的。

                三、扣人心弦的中外記者招待會

                周公館里,最激動人心的,莫過于副主席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了。

                招待會上,副主席那鏗鏘有力,帶點兒淮安口音的普通話,至今仍回響在我們耳際,遙遠,然而清晰。

                他指點著地圖,面對擠滿會場的百余名中外記者,滿腔義憤地揭露蔣介石在各個地區挑動內戰的詳情。他分析形勢,講我們必勝的根據。有時講得慷慨激昂了,就離開翻譯章文晉同志,一面指著作戰形勢圖,一面直接用英語講起來。翌晨,翻閱英文報紙時往往可以發現,外國記者在報道時,常喜歡特別說明哪些段落是“周將軍”親口用英語講的。副主席就這樣努力通過中外記者之筆、之口,向全國、全世界闡明事實真相和我們黨的立場。

                周副主席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之激動人心,還因為這種場合往往要與國民黨特務面對面斗爭。

                招待會在周公館一樓大客廳舉行。但因到會的記者太多,大客廳里坐不下,還有許多人要坐到一樓平常用來吃飯的廊廳里。因此副主席總是站在大客廳通廊廳的門中間,一半身子在客廳,一半身子在廊廳。大門敞著,以便讓盡量多的記者來參加。這樣,便可以從大門外望見站在客廳與廊廳之間的周副主席的半邊身子。一次,副主席正在向中外記者發表講話,管保衛的同志悄悄告訴他,大門口站著好幾個帶槍的特務,請副主席站進客廳里,不要讓半邊身于暴露在外。副主席一聽大怒,干脆走到直通大門的平臺上,大聲向門外帶槍的人喝斥道:“你們誰是特務?站出來讓大家看看!我是你們的政府請來談判的,你們竟敢對談判代表采取這樣卑鄙的手段!”副主席這種凜然正氣和大無畏精神,竟把那幾個特務給嚇跑了。

                四、“周公館”里的座上客

                我們后來稱之為民主人士、愛國人士的,當時他們自稱為“第三方面人士”,意為既非國民黨一方,亦非共產黨一方之“第三方面”也。迨1946年底,馬敘倫先生在上海《文匯報》撰文《再論第三方面與民主陣線》指出:自國民黨當局公然推翻政治協商會議決議,召開國民黨一黨包辦的非法國大之后,中國便只有民主和反民主兩個方面,不容許在這兩個方面之外還有個第三方面,因此“第三方面”這個名詞以后在爭取民主時期應不再出現。馬敘老這篇宣言性的文章發表之后,才基本上不再見有人自稱或被稱“第三方面”。

                周副主席是做統戰工作的模范。他尊重、理解朋友們,這些朋友們也很尊重他,信賴他。他有時同朋友們聚談,討論,有時做耐心的解釋。

                我們素所敬重的孫夫人宋慶齡先生曾與副主席在上海多次會面,親切晤談。我們也曾見宋慶齡先生親臨周公館訪問副主席。郭老那時是經常來的客人。他那時還不算老,身手還很矯健。一次,他一縱身跳過園子里的一汪雨水,隨即向同來的幾位老先生吹說:“看!我一個箭步就過來了!”

                張瀾、沈鈞儒、馬敘倫、馬寅初、譚平山、柳亞子、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許廣平、沙千里、史良、包達三……這些后來參加了政協、人大或人民政府工作的愛國民主人士,也經常或有時在周公館里看到。“混入又混出”的青年黨人,那時還混跡于“第三方面”,有時也出現在我們的大客廳里。后因參加偽國大而被民盟決議令其“退盟”的民社黨領袖張君勱,在“動搖”過去之前,也常來作客。

                1946年7月25日,民主戰士、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突患腦溢血溘然長逝。周副主席遽聞噩耗,是多么悲痛啊!他含著眼淚說:在韜奮去世之后,我們黨又失去了一位最知心、最可靠、也最可貴的朋友!一位黨外布爾什維克!這真是我們黨、我們人民不可彌補的重大損失!他當天在致黨中央電中稱譽陶先生是一個無保留追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并關照在上海工作的潘漢年、伍云甫等同志,要對進步朋友多加照顧。

                周副主席一向很重視文化界的工作。許多著名作家、藝術家和電影戲劇演員經常應邀來座談。其中有田漢、陽翰笙、胡風、夏衍、于伶、黃佐臨、劉厚生等,還有電影明星白楊、秦怡、張瑞芳、丹尼等。

                一天,我們正出門,看見門口徘徊著一位身穿黃絲綢長衫,頭戴禮帽式草帽,腋下夾著一根手杖的約有四十來歲的男人,他一見有人出來,忙摘下草帽,用夸張的京腔京調,一板一眼地問:“請問,這兒是周公館嗎?”這樣的衣著風度,這樣清晰洪亮的舞臺京白腔,實黨驚異!我們定睛一看,原來是京劇“麒派”創始人做麟童--周信芳先生!后來知道,他是應副主席之邀,來周公館參加文藝界人士的座談的。

                周副主席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的第二天早上,往往是我們最緊張的時刻。那時,郭沫若、沈鈞儒、馬敘倫、黃炎培等各老朋友往往早早就來了,他們到得差不多了,副主席就依慣例叫于產(于土當時名于產)把當天早晨所有英文報紙上關于他頭天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的報道,關于對我們黨的反應、評論,當場翻譯給他和這些客人一起聽。什么報,寫消息的記者是誰,他講的哪些話報道了,哪些沒報道,哪些話報得真實,哪些歪曲了,都要一一介紹清楚,否則他就要問。有時,連當日有什么有影響的外國人士過往上海、南京,周副主席也要知道。這些,都是我們外事組對外聯絡組工作任務的一部分。周副主席和客人們邊聽邊談論,那空氣就象是一家人一樣。

                記得當四平激戰時,有少數民主人士曾勸我們主動“讓出”四平。當我們主動放棄張家口時,也有少數民主人士以為我們頂不住了。還有的責怪我們的土改政策“損害”了“群眾”利益。甚至認為我黨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而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戰略方針,不過是“戰敗”的遁辭而已,等等。當時我們這些年輕同志中有不少人對此很氣憤。但周副主席卻一方面向這些民主人士指出:在談判桌上,蔣介石還沒敢向我們提出“讓出”四平街的要求,想不到我們的朋友竟向我們提出了,另方面又以事實,從道理上耐心說服他們。他還教育我們這些沉不住氣的青年同志說,不要著急,等將來我們實行大反攻了,他們就會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想法的。

                事實的發展果然如此。1946年11月,民盟嚴正宣布拒絕參加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大”之后,副主席曾總結說:民盟不參加,“國大”開了就很臭。這個目的達到了。這是八年抗戰和最近一年來談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對蔣記國大,跟著我們這條路走了。

                形勢發展很快。周副主席離開上海前,在1946年11月17日夜寫給郭老、于立群夫婦的信中曾說:“今后要看前線,少則半載,多則一年,必可分曉。”到了1948年秋冬,前線上早已見分曉了。這些老朋友從香港坐船去東北解放區的心情已與在上海時完全不同了。

                這里,我們覺得有必要提一提一位“洋”座上客--加拿大著名和平人士文幼章先生。

                文幼章先生算是周公館的老朋友了。他和周副主席談論形勢,和家康等人談論事務,還幫助我們年輕同志潤飾英文稿。在周公館里,他象在家里一樣。

                美國著名女記者、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她前往延安之前,副主席曾在上海周公館里會見她。那是1946年7月下旬,領導上告訴于產,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來上海了,住百老匯大廈(今稱上海大廈),要于產立即帶些吃的東西先去看看她,向她表示熱烈歡迎。她若提出什么要求,盡量都答應,因為她從沒提過不合理的要求。

                于產遵照領導的指示去拜訪她,表示熱情的歡迎。她提出的唯一要求便是:會見周恩來將軍!

                于產當即回答:我將立即報告將軍。我認為將軍會很高興見到您的。具體時間、地點,由將軍和您共同決定好嗎?斯特朗很通情達理:“完全聽周將軍方便吧!”

                第二三天,于產就又去百老匯大廈,去接她來周公館與周副主席會面。后來聽喬木、文晉同志說,副主席就著一幅新繪制的戰場形勢圖,不厭其詳地向她介紹了國民黨軍隊進攻我解放區的情況,以及我必勝、蔣必敗的根據。

                斯特朗女士在上海會見了周恩來將軍后,很快就取道北平飛延安采訪毛澤東主席去了。

                五、“周恩來瘦了”

                鄧大姐1946年7月在回答上海記者們的問題時說:周恩來為中國的真正和平而忙碌不堪。午睡根本不可能,夜間也睡得極少,而且寢不能安。周恩來瘦了,不象往日那樣健壯了。這時,我們也都發現我們的副主席消瘦了。

                他怎么可能不瘦呢?

                健壯固然健壯,可人畢竟不是機器人呀。在那些處于“突擊”狀態的日日夜夜里,中午從不見他午睡,晚上,按一般情況,總要工作到翌日清晨四時左右才能休息,而早晨七時半左右起來,立即又開始了一天的緊張工作。這樣的生活,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一天晚上,都下一點了,家康轉告于產,副主席要于產立即整理一件特急材料給他。于產整好,已經快凌晨四點了,便從自己所在的二樓,躡手躡足下到一樓周副主席辦公室兼臥室。一看,辛勞了一整天的周副主席還坐在桌子前,戴著眼鏡,正聚精會神地看著上面寫滿了極小極小字體的材料呢!

                我們工作當然也忙,但都有明確分工:管內部工作的只管內部工作,管外事工作的只管外事工作。除有時需作必要的協作外,一般互不涉足他人工作范圍。但副主席就完全不同了。他什么都得管。作為中共中央南京局書記,他還負責指導我國南部國統區地下黨的工作。在實踐中,他把合法與非法,公開與秘密,上層與下層,黨內與黨外既嚴格分開又緊密配合,工作有條不紊。許多黨員,許多情況,他都很熟悉。他經常接見地下黨的他如此繁忙,還時刻關心每個同志的安全。

                周公館的同志們不是為了工作是不隨便外出上街的。一天,單獨外出工作的廣東籍年輕干部關振群同志(因為長得象,大家都叫他“莫洛托夫”)到晚上10點,過了預定回來的時間很久了還沒有回來。副主席知道后非常著急,親自在一樓用作飯廳的廊廳里把大家召集攏來,在作了分頭去找的部署后,一直在廊廳里焦急地踱來踱去,當著大家的面批評有關負責同志不該讓一個剛來上海不久的年輕同志晚上單獨外出工作,若有必要也得有人陪伴,去前要說明所去地點和預定返回時間。

                副主席正說著,那個小廣東自己回來了。原來,他在回來的路上,發現有人跟蹤,他花了好大力氣才脫了“梢”回到家。他一進門,看到周副主席正為他的安全問題那么焦急,他感動得涌出了熱淚!

                上海工委青年組組長劉光同志,因病,化了名,填了友人家的住址,住進了上海第四醫院。副主席忙成那個樣子,竟曾三次親往醫院去探視。7月16日晨,劉光同志終于永遠停止了呼吸。副主席和鄧大姐聞訊急速趕到醫院,他悲痛得說不出話來,鄧大姐則撫尸大哭。每一個同志,哪怕是青年同志,是多么牽動著副主席的心啊!

                周副主席工作繁忙,吃飯極簡單。在家里,他總堅持和大家同桌吃一樣的飯菜。那時,管炊事的陳姐對日理萬機的副主席,總覺得飯菜太單調了,于心不忍,有時就偷偷炒盤雞蛋端上。細心的副主席一看另外一桌上沒有,就告訴管行政的同志,以后不許對他“特殊”,并把炒蛋推到桌子中央,要大家一起吃。

                附帶說一句,副主席瘦了,我們大家絕大多數也并沒有長胖。試想,副主席那么忙,每天做那么多事,他的那些秘書,以及幾乎所有的工作人員,誰又能不踏著這快速的節拍起舞呢!

                多么辛勞的日日夜夜啊!可是,我們多么渴望再過過這種雖然辛勞,但卻沒有扯皮,沒有歪風邪氣,真正全心全意撲向工作的日日夜夜啊!

                六、人鬼之間

                一度,領導上傳達說:據地下黨可靠情報,國民黨C.C.派特務機關,計劃派出大批特務,并雇傭一批流氓、打手,打著“蘇北難民”(蘇北的還鄉團、逃亡地主之類,國民黨就叫“難民”)的旗號來我周公館“請愿”,對我土改政策進行“抗議”,并在混亂中趁機砸周公館,殺害我方工作人員。傳達中還說,國民黨特務新制訂了一系列暗殺手段,其中包括:佯裝一般車禍,伺機用汽車將我方人員撞死在大街上;跟蹤我方獨行人員,于僻靜處于以綁架;制造個人原因的假象,對我方某些人員實行槍殺,等等。雖然我們都是正式登了記、辦了戶口的中共人員,于理是不能加害的,但國民黨一向反共不擇手段,它哪管什么理不理!

                為此,副主席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憤怒地指出:從滄白堂扔石子,校場口打傷人,到搗毀《新華日報》,到處進行暗殺,現在竟發展到暗殺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這一連串事件都是有計劃的,其嚴重性不亞于內戰,因為這是打擊大后方手無寸鐵的民主人士、工業家、新聞記者和文學家,這真是無恥之極!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上列有許多民主人士,準備逮捕、毆打、綁架和暗殺他們。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陳立夫手上,更不要說我們共產黨人了!副主席大聲疾呼:現在已經不是抗戰以前的時候了,我們要伸雪!我們要控訴!希望記者先生們用筆和口來控訴,以制止這種卑鄙無恥的暴行!

                一次,副主席乘車外出,發現后面有一輛中統特務汽車緊緊尾隨。副主席的車停它也停,車開它也開。周副主席叫司機停車,自己下來走向特務汽車,大聲斥道:我周恩來是你們蔣委員長和美國馬歇爾請來談判的,你們知道嗎?你們這是要干什么?快給我走開!那幾個特務只好灰溜溜地掉頭開跑了。事后,副主席還曾當面向國民黨上海市市長吳國偵提出抗議,要他保證以后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吳國偵只好作了保證。

                自國民黨撕毀政協會議決議,悍然于1946年11月15日片面召開非法的“國民大會”,最后關死和談大門,而完成了教育人民的一課。周副主席于這年11月19日飛返延安之后,周公館改稱“中共代表團上海聯絡處”,由董老坐鎮,國民黨對我們的騷擾迫害,更加變本加厲,明目張膽了。

                七、“民主死不了!”

                先后慘遭國民黨特務槍殺的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的追悼大會,1946年10月4日上午在上海四馬路天贈舞臺(現名勞動劇場)舉行。領導上派我們二人前去參加大會,并觀察情況。

                會場附近,“民主死不了!”的大幅張貼畫赫然在目,一下子攫住了大家的心!會場大門口,架著兩排美制機關槍,從大門一直排到樓下內門。會場四周的軍警憲特,一步一崗,荷槍實彈,如臨大敵。他們守在門口盯著進入會場的每一個人,一一檢查入場證,就連新聞記者,也不準自由入場采訪。

                會場里布滿了特務和“短衣客”(打手),臂上都一色兒纏著黑紗(兇手給殉難者戴孝,真是莫大的諷刺!),還有不少花錢雇 來的流氓、無賴以及一些還不懂事的小學生模樣的孩子。這些 人把會場四周和后排的位子都占去了。據鄰座的與會者介紹,這幫人清早六點就搶先來占位子,說好開會時特務一帶頭鼓掌, 他們就跟著緊鼓掌,特務一帶頭起哄,他們就跟著大起哄,不許 自作主張。報酬是除管一頓早點外,每人還發“五只角子”(五毛錢)。我們進會場時,這幫人正在補進早點--大嚼包子、面包。有個被哄騙來的女工對別人說:“叫我來,說是有好戲看。怎么還不開鑼呀!”這幫人也真象是來天蟾大舞臺看戲似的,從始至終嗑瓜子,嬉笑打鬧,旁若無人。

                國民黨上海市長吳國須首先致詞,接著上海市議長潘公展講話,他們說什么上海是“全國民主與自由的楷模”,“允許人民發言,批評”,但“要有分寸”,“要負責任”,“要顧及對國家、民族、社會、世界之影響”,云云。特務帶頭,那幫人鼓了掌,稀稀拉拉。有趣的是,他們中有人可能以為在捧歌星呢,竟高呼“安考兒!”“安考兒!”(英語“encore”之音譯,意即“再來一個!”)有的則象聽戲捧名角似地大喊:“喲,喲,好!”“喲,喲,好!”真令人哭笑不得!

                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一上臺講話,特務就帶頭鼓噪:“共產黨的尾巴!”“共產黨的尾巴!”那些被雇來的人也就跟著大吵大鬧,亂成一團。但郭沫若、史良、羅隆基、楚圖南諸先生的講話,仍贏得了群眾熱烈的掌聲。

                就在郭老講話的掌聲未落的時候,忽見鄧穎超大姐出現在講臺上了!她神態嚴肅、莊重,大聲宣告:我謹宣讀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親筆書就的悼詞: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時局極端險惡,人心異常悲憤。但此時此地,有何話可說?我謹以最虔誠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絕,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殺人者終必覆滅。

                周恩來鄧大姐莊嚴的正義的聲音震徹全場。她每念一句,臺下就熱烈鼓掌一次。只念了短短幾分鐘就戛然結束,從容走下講臺。這時,全場又爆發了雷鳴般的掌聲,久久停不下來,我們見此情景,激動得熱淚盈眶。

                那些被特務雇來的人在此情勢下,也跟著拼命鼓起掌來。過了一陣,幾個特務才明白過來,忙打著手勢大聲喊:“錯了!錯了!不要拍手!不要拍手!”但是,一幫特務是扭轉不了局勢的,廣大群眾以雷鳴般的掌聲,一直把鄧大姐送上了汽車。民主與獨裁斗爭的這一重要回合,我們勝利了!

                兩天后,10月6日,周副主席親自出席了在靜安寺舉行的對李、聞兩烈士的公祭。人們望著李、聞兩烈士的遺像,眼前總浮現著那幅巨大的招貼畫:“民主死不了!”是的,這次追悼大會的情景證實,以后的歷史發展更證實:民主是死不了的!

                八、撤退前夕的不眠之夜

                我們兩人是當時在周副主席身邊工作的干部中很年輕的兩個,都是代表團的外事組(外事委員會)組員和外事組對外聯絡組組員。

                在蔣介石最后關死和談大門,我代表團人員被迫作緊急撤退時,哪些同志回解放區,哪些同志去香港工作,哪些同志留在上海轉入地下,周副主席都是根據每一個同志的具體情況,和有關負責同志一起,一個人一個人地親自進行研究并作出決定的。1946年10月14日晚上,我們外聯組組長陳家康同志叫我們二人晚上不要睡覺,聽候命令,隨時準備出發。半夜里,他來通知我們準備去香港。我們馬上把箱子里所有“土”的東西都揀出來,只剩些“洋”的。隔一兩個鐘頭,又通知我們有變動,要回解放區。于是我們又把“洋”的全倒出,箱子里全裝些“土”的。又隔一兩個鐘頭,又通知我們還是要去香港,又把箱子倒騰了一番。到天已蒙蒙亮時,才最后通知我們:立即上船出發回解放區。這時,家康同志鄭重告訴我們,這是副主席親自下的決心。按我們的專業,理應去香港工作的,但副主席考慮到我們即將有一個小寶寶出世,怕在香港萬一有危險不好辦,才最后下決心把我們安排到回解放區的行列中。當我們得知敬愛的副主席在這樣危急的時刻,竟為未來的一個小生命而通宵考慮再三,我們怎能不感動,怎能不感到渾身是力量?

                翌日,10月15日清晨,我們登上了由上海開往我解放區的登陸艇,順利回到了山東解放區的煙臺。

                《不盡的思念》作者:于土 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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